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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梁益正他舅舅，我记得叫陶丹青，也是B市的警察，不过B中不在他们分局的辖区内。许远走了以后，他隔三差五地来找我喝酒。

    “我知道他是在怀疑我跟许远父子的失踪有关系，觉得是我帮他们逃出了B市。可他每次来都客客气气的，我怎么强调我不知情，他都当没听到，说只想跟我做个朋友。后来我大意了。”

    郑家厚事无巨细地往外说，眼睛没看镜头，随着回忆瞥向斜侧。他手背的皮肤干涸得如同开裂的树皮，多年反复的皮肤病因情绪震荡开始发作，两手交握着，自虐式地抓挠。像是要从经年的噩梦里，用指甲抠出一个个字来。

    “有一次我下班，他硬拉着我去烧烤摊上吃夜宵，一个人不停地喝酒，喝到后面醉醺醺地趴在桌上，敲着筷子跟我说，‘刘哥啊，其实我知道我那外甥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姐骄纵得他没边儿了。她觉得我姐夫忙，一年到头不着家，我小外甥跟没爸一样，所以有求必应。你知道吗？小正他吃花菜不吃花菜杆子，吃白菜不吃白菜帮，你见过谁家孩子那么挑食，那么浪费？我姐还骄傲地说他嘴挑。’。”

    郑家厚说着涕泗横流，眼泪顺着他的下巴断了线地往下淌，他用手糊了把脸，破了皮的手指在他唇边留下一道细细的血丝。

    他从兜里摸出一叠对折好的纸巾，凑在昏花的视线前，想要捻出两张，湿润的指尖反把纸打湿成一块儿，他试了几次没成功。

    “他对着我扯一通家长里短，说起他跟他姐小时候的事。说主要是他姐放不下，儿子被人打瞎就算了，连句道歉都没听到，这叫什么？但是他自己去许远家里看过，也听村里人说过许远的情况，知道许远同样过得不容易。他是个警察，却下定不了决心帮谁，问我许远是不是死了？”

    “我想着三年过去了，都三年了！他说得那么诚挚那么动容，应该是想通了，一个没留神，就告诉他，我当时给了许远两千块钱，让他去A市找人帮助。我其实也不认识对方，就知道他是个搞慈善，研究什么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。那种专家认识的人比我多，能不能成，看许远的命怎么样。实在不行，A市那边经济发达，安置他这样的孤儿怎么也比B市好。”

    郑家厚撕不开纸，直接铺到了脸上。揉着成团的纸巾擦眼泪。

    “陶丹青的表情一下就变了。他从桌子上抬起头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，那种阴冷的眼神跟虫子一样爬在我的身上。我叫了声他的名字，他不理我，扔下钱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这才知道他是在装醉。他那么长的时间，一直在骗我。他不会放过许远的，他一定要给梁益正报仇。”

    “从那之后，他再没主动找过我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把我拉黑了。我知道他会去找许远，可能是怕牵连到他姐夫，那时候梁益正他爸已经调到B市了，这件事他谁也没告诉。我胆战心惊了一个月，差不多是在国庆后，有人来问我最近有没有见过陶丹青，说他跟家属断联了半个多月，系统里没查到任何线索，怀疑他是出了什么意外，可能被罪犯打击报复了。我直觉不是，但我不敢说。许远可以隐姓埋名，陶丹青没这个理由。所以只能是许远杀了他。”

    梁益正听到这里，再克制不住，把手机往地上重重一砸，目眦欲裂地吼：“许远！我特么杀了他！我跟他拼了！”

    “站住！”

    警察小哥飞奔上去拽了把他的衣角，从后面将他扑倒。

    梁益正暴走下力气大得骇人，一肘将人从背上顶了出去。

    好在这时别的同事赶到，合力拧住他的胳膊，将人死死压在地上。

    “放开我！”梁益正面色紫红，两眼外凸，嘴边溢出些微血沫，口中发出凄恻的吼叫，“他为什么要杀我舅！你们不管，你们都不管！就因为我爸是个狗屁的破领导，为了他的仕途，当年不管我，后来不管我舅！”

    冯队听到了从狭长走廊传来的怒骂，瞥了眼又收回视线。

    郑家厚在一阵静默调整后，突然开始讲起别的事情。

    “我就是一个片警，没学历，没背景，干不成什么大事。我不说自己做过多少贡献，我只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普通人。我老实了一辈子。”

    他看向镜头，指着自己长满斑斑点点的脸说：“我脸上的皮，一个夏天不知道要褪多少层。手上、耳朵上这些疤，全是以前冻疮留下的。有一年冬天，一个孩子闹自杀，我们几个人豁出命从池塘里给他捞出来，我的脚差点被冻得要截肢。还有一年，两家人为屋子边上的一块地吵起来，我去调解，腰上被砍了一刀，肠子差点流出来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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