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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纪鹏问：“果汁厂真能保证有多少收多少？”

    傅禾禾看纪鹏都到这时候还磨叽，道：“我信得过三叔，咱家都这模样了，还有啥好担心的？除了一身的力气，你还有啥？”

    骂完了纪鹏，傅禾禾对傅松道：“三叔，咱以前没做过生意，啥都不懂，这事儿还得你帮忙拿个主意。”

    “刚开始也不用去外面收，先把附近山上的酸枣摘了，卖了以后就有了本钱，然后再去别的村收，这样越滚越大。”

    傅松说得简单明了，纪鹏和傅禾禾一听就懂，心里踏实了不少。

    傅禾禾道：“那得抓紧了。”

    纪鹏道：“明天我就上山。”

    回去的路上，傅松走得很慢。

    梁希说得对，自己就是想得太多太长远了，做事的时候时不时抬头往前看，算算还差多少，而每次抬头的时候，都会觉得丧气。

    他感觉自己像鲁迅先生笔下铁屋子里的那个人，因为清醒着，所以更痛苦。

    知易行难，他突然有些理解郑昆那些人的心情了。

    可他不想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，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才对得起重活一世。

    今天的所见所闻，让他突然意识到了问题出在哪里，无他，犯了眼高手低、骄娇二气等知识分子身上的“通病”。

    三年的夏天，他骑着自行车跑遍营县、南平做调研，虽然辛苦，但那时他是充实的。

    后来赚了点钱，便再也弯不下腰，去亲耳倾听农民们在想什么，怎么想的，想要什么，最紧迫的困难是什么，自以为是地以为建几个厂就能帮助农民增收，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。

    对于“小事”他越来越没有耐心，只想着去做一些“大事”。

    他知道，并不是因为自己赚了钱后才变了，而是他骨子里就有知识分子的臭毛病。

    没钱的时候，好歹能强迫自己深入底层，有了钱生活无忧后，骨子里原汁原味儿的酸腐气和骄气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。

    教员老人家洞烛万里，早在几十年前就把知识分子身上的那层伪装扒得干干净净，让他们赤身裸体地站在人民群众面前，无所遁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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